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炒股配资理财，这是他第三次前去北京，也是最后一次。
出发前，他找来蒋介石，在同其谈话中特意叮嘱：此次赴京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虽然明知道很危险但非去不可，此行能否归来也尚不一定，望学生诸君完成吾未竟之志。
说完这番话，孙中山就从广州乘船出发，踏上了他的北上之路。
结果最后一语成谶，先生此行再无归期。
儿子女婿只能北上进京，见他最后一面，而小女儿却一直到最后也不愿见父亲最后一面。
临终前的孙中山，满心满眼都是国事，他带着那句临终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泣血号召离去。
只不过几个子女，尤其是小女儿的经历却实在谈不上顺遂。
孙中山与两个女儿孙娫（左，19岁早逝）、孙婉（右）
临终前的嘱托
因为北上途中肝病恶化，抵达北京后的孙中山只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就一病不起。
夫人宋庆龄一直陪伴在侧，由美国德国的医生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观察，结果最后观察了二十多天，孙中山的病势骤然加重，体温升降异常。
经过医生们的一致商讨，认定开刀手术已不可避免。
孙科、孙中山
当时，孙中山先生同原配妻子所生长子孙科也到了，他就站在一旁观察。
而宋庆龄接受不了丈夫躺在病床上做手术的画面，自己一个人去了邻室等候，手术进行时的每一分钟对她来说都是煎熬。
而手术室中，医生在将孙中山的腹壁切开后，更是感到无能为力，最后只从先生的肝脏表面取了一小块以便用作活检标本的组织，就赶紧将伤口原样缝合了，整个手术过程只进行了短短25分钟。
宋庆龄得知手术这么快结束，开始还以为先生病情并没有先前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但结果恰恰相反。
孙中山的病情比医生们想象都要严重，他的肝脏表面，甚至大小肠面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一的结节，且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医生根本无从下手。
后来，医生对手术中取下来的孙中山先生的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最终得出结论:孙中山先生患的是肝癌，而且已是晚期，这就是放到现在对医学界来说都是个大难题，更何况当时。
经医生追溯分析，孙中山实际上从10年前就开始出现症状了，但他硬是强撑了这么多年。
10年前，正值孙中山经历了两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但是他从未放弃，仍然在筹谋着重回国内，继续革命，继续斗争。
孙中山先生病重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再见先生就是最后一面了。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对夫人何香凝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因为党务、政事、军需脱不开身，你去北京帮忙一下吧，这样，孙夫人有事也可以商量。”
何香凝听到丈夫这样说，匆匆收拾行李，从广州出发赶赴北京。
而孙中山先生的儿女们，儿子孙科人已在北京，儿媳陈淑英因为怀孕不便没有动身，女婿戴恩赛也赶到了北京，而戴恩赛的妻子，即孙中山先生的小女儿孙婉，不愿见父亲最后一面。
而本就学医出身的孙中山先生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临终前拼着最后的清醒和力气，留下了三份遗嘱，一份为国事遗嘱，一份为家事遗嘱，最后还有一份《致苏俄遗书》。
三份遗嘱中，只有关于家事，是最简短的，对于儿女，他只道：“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去世前一天的下午，他握着宋庆龄的手，以示最后的诀别，病床前的宋庆龄再也无法压抑自己心中的悲伤，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到了晚上，孙中山又召集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来带病床前，嘱咐他们要“顺事”夫人宋庆龄……
1925年3月12日凌晨，孙中山的气息越来越弱，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迷迷糊糊间嘴里一直不断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同志奋斗”的字眼，一直到9时30分停止了呼吸。
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终年59岁。
未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小女儿——孙婉
自此，孙婉终没见父亲最后一面。
而孙中山临终前，心中还是惦念着小女儿的，在同宋庆龄诀别后，他曾将自己的一张照片交到夫人手上，并嘱托她将照片当作纪念交给小女儿孙婉。
所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父女俩闹到最后一面也不相见的田地呢？
这还要从一个男人说起。
这个男人名叫王伯秋，可能从他出现在孙婉身边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孙婉和孙中山父女俩会有形同陌路的那一天。
而对孙中山来说，这就像是生活同他开了一场玩笑，因为王伯秋这个人，一开始就是孙中山送到女儿身边的。
那时，孙中山的大女儿孙娫身染重病从美国回到澳门，只留下15岁的小女儿孙婉孤身一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留学，远在大洋彼岸的孙中山打听到国民党内恰巧有一位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也要出国留学，而且留学的地点也在美国加利福尼。
王伯秋
于是，孙中山就以父亲的身份，特意给这个青年写了一封信，信上附着一个地址，那是他的小女儿孙婉在美国的住址，孙中山想要拜托青年到美国以后，可以照顾一下自己的小女儿孙婉。
而这个青年正是王伯秋。
王伯秋当下就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拜托，到达美国以后，就按照信上的地址，直奔孙婉的住处，打算先认识下来，以便日后照顾。
结果当时孙婉不在家，后来阴差阳错，王伯秋错过了同孙婉见面的机会。
后来王伯秋参加一个由中国留学生举行并参加的集体旅游见面会，在那里，他才得以一睹孙婉的真容。
彼时的王伯秋，已经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显然已经过了那种情窦初开的年纪。
而孙婉刚刚18岁，正值青春年少，她热情大方，很受同学们欢迎。
当时，在场的人都还不知道孙婉的真实身份，王伯秋也不例外。
一直到活动中的滑雪项目开始，两人这才相识。
孙婉
在王伯秋的心理预设中，孙婉只是故人之女，处在被照顾的角色位置上。
但当他真正见到孙婉以后，这个认知就在不断被打破。
滑雪环节，王伯秋略带窘迫地说出了自己不会的情况，而孙婉，别看年纪最小，滑雪本领却是一绝，她主动对王伯秋说：“我来教你这个老大哥。”
后来，在滑雪“教学活动”中，孙婉得知了王伯秋与父亲相识，以及父亲托他照顾自己的原委后，对王伯秋这个大自己12岁的老大哥更加友好。
因为有孙中山的这层关系，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被拉近，相处也更加亲昵。
后来，还是王伯秋的同住室友提醒他说，是不是该注意一下两人之间的距离，毕竟男女有别。
王伯秋才突然醒悟，察觉到了自己对孙婉之间的一些隐秘的情愫，似乎已经超越了照顾故人之女的界限。
他当即立下决断，当面同孙婉讲道：“我不过是受你父亲所托，顺便照顾你，除此之外，其他的，你都不要心存幻想了。”
孙婉一听王伯秋这话，当即表示不解，在当时的她眼中，两个人男未婚女未嫁，只不过年龄差距有点大，还有父亲的一层关系，他至于说这么狠心的话吗？
后来，王伯秋又说出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孙婉听完当下，心里一凉，她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遇到的爱情就这样萎靡了，她不甘心。
经过多番询问后，孙婉最终得知，原来王伯秋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并非他本人的意愿。
于是，孙婉鼓起勇气开始追求王伯秋，一开始，王伯秋还能够保持清醒，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热情大方、而且自己本就存有好感的小姑娘，他并没能坚持很久。
这样，同处异国他乡的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做事坦荡的王伯秋当即考虑到应该给孙中山先生写一封信，禀明自己同他女儿恋爱的事实，但是孙婉却阻止了他，并表示要亲自同父亲讲。
后来孙婉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并没有向父亲坦白，王伯秋在国内还有一个已过门妻子的事实。
一开始孙中山还为女儿找到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开心，但是这次开心并没有维持太久。
毕竟是女儿的终身大事，他又特地调查了一下王伯秋，很快就得知了王伯秋已婚的真相，这让他感到非常生气。
实际上早在1912年孙中山宣布成立民国政府时，就已经宣布开始推行“一夫一妻”制，只不过因为阻碍重重，一直没能强制执行，其他人也没有严格遵守。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女儿也将成为这个制度的破坏者，当即勒令女儿同王伯秋分手。
但是孙婉根本不理会，她认为父亲终究没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心中只有他的那些主义，那些原则。
在孙婉看来，远在美国的王伯秋和国内那个已婚的妻子，不过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两个牺牲者，如果自己再妥协，那牺牲者还将多自己一个。
所以她同父亲大吵一架，自此断了联系。
1914年，孙婉同王伯秋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第三年，两个人就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一个女儿。
之后，两个人在美国度过了一段苦乐并存的自在日子，正当孙婉沉浸在幸福中时，却不知道，她终究还是太单纯了，勇敢追爱的孙婉终究还是成为了另一个牺牲者。
1919年，孙婉同王伯秋回国，途中又生下一个儿子。
带着一对子女的夫妻俩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来自王家老太太的盛怒。
王家不但不接受孙婉，还来了一招典型的“去母留子”。
一对儿女和丈夫很快被“困”在了王家，而孙婉只独自一人在上海苦苦等待。
最后，这一段婚姻留给她的不过是孑然一身。
卢慕贞
伤心欲绝的孙婉不得已与骨肉分离，远走澳门，去投奔自己的母亲卢慕贞。
那时，卢慕贞已经同孙中山和平离婚，作为孙中山的原配妻子，卢慕贞坚定选择了放手成全，并定居到了澳门，后来孙中山娶了宋家小姐宋庆龄，两个人之间的倾城之恋一度被传为美谈。
宋庆龄、孙中山
而孙婉，看着自己那一段不受父亲看好和嘱咐的爱恋最终沦为尘埃，心中五味杂陈。
不过生活总是悲喜交加的。
到澳门以后，孙婉在哥哥孙科的牵线下，结识了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不久的哲学博士戴恩赛。
两个人意外很合得来，顺其自然就走到了一起，这一次，在哥哥和母亲的见证下，孙婉终于有了一场亲朋好友陪伴的婚礼。
孙婉、戴恩赛婚礼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对女儿的第二段婚姻很是满意和支持，但是父女俩之间的芥蒂还是没有解开。
夫人宋庆龄也知道丈夫的心思，她以自己的名义致函孙婉：“你父亲和我很高兴听说你们的婚礼在澳门举行。希望你们将会十分幸福，寄给你礼金四千元，或者，如你父亲所说，这是给你的‘嫁妆’。”
这一次，孙婉心中并非毫无波澜，她对父亲的态度有所改变，但还是没有收那4000元，而是将钱如数给了母亲卢慕贞。
卢慕贞知道女儿的脾气，一旦下定决心，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只能将钱收下，一向豁达的她觉得，父女俩之间的芥蒂最终还是要靠时间化解。
只不过这一次，留给父女俩的时间并不多。
孙婉、戴恩赛一家
1921年到1923年，孙婉和戴安塞的大女儿和二儿子相继出生。
孙中山对这两个外孙十分疼爱，孩子们的名字都是他亲自取的，女孩儿叫“戴成功”，男孩儿叫“戴永丰”，两个名字分别寄意当年的革命事件。这一次，对于父亲的命名，孙婉没有拒绝。
但是父女俩还是没有和好，而且还没等到芥蒂完全消除，孙中山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庇护——背靠祖国
1929年，戴恩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孙婉打算陪同丈夫一起去，出发前，她曾在戴恩赛的陪同下见到了前夫王伯秋的弟弟，想要将一双儿女一同带去巴西。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孙婉身心备受打击，只能将戴成功和戴永丰交给母亲，自己同丈夫远赴巴西。
孙婉、戴恩赛
几年后两人归国，戴恩赛又去到海关工作，但是正值日军入侵，戴恩赛的工作被迫停止。
可能正应了那句人走茶凉，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迅速窃取了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和革命成功，孙中山临终前曾托付的廖仲恺也遭刺杀，女儿女婿没再得到国民党内部任何庇护。
此后抗战期间，戴恩赛没有任何工资收入，国民党方面也没有任何接济。
孙婉就和丈夫靠着整日辛劳维持生计，养活一双儿女。
期间，戴恩赛病重，孙婉无奈给蒋介石去函，请求帮助，希望能够拨点款让丈夫出国疗养身体，但是信函发出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1949年，孙婉同丈夫带着女儿戴成功一起移居澳门，儿子戴永丰执意留下工作，没有跟他们回去。
孙婉、戴恩赛一家与母亲卢慕贞
而就在一家人都以为生活在向好发展的时候，戴永丰突然发病离世的消息却传回了澳门，戴恩赛和女儿抱头痛哭，没敢告诉孙婉（一直到孙婉离世，她都曾以为儿子戴永丰一直在内地教书）。
不久后，孙婉的母亲卢慕贞也去世了，而戴恩赛也彻底一病不起，3年后就带着儿子已经去世的秘密撒手人寰了。
最后，只留下孙婉和女儿戴成功相依为命，母女俩靠着变卖一些戴恩赛生前留下的房子以及古董等勉强维持。
后来，戴成功给远在北京的廖承志舅父（戴廖两家是远房亲戚，同时廖承志也是孙中山临终前拜托的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信求助，希望国家给予一点补贴。
邓小平得知后，当即下令予以照顾。
此后数年，新华社澳门分社一直不间断地出资接济孙婉及其家人。
除此之外，周恩来总理也通过宋庆龄对孙婉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1971年的一天，孙婉在客厅摔了一跤，疼了一夜，病情加重，远在北京的廖承志、宋庆龄和国务院领导得知后，当即联系到专家为她医治。
孙婉
那时候，躺在病床上的孙婉将这些帮助，都记在了心里，那时候的她，可能也已经原谅了自己的父亲，她清楚地知道，这些帮助终究离不开父亲的关系。
只不过此前她也曾想依靠父亲的关系求得蒋介石帮助，却没能如愿。
另外其实在1968年，蒋介石曾献好心，邀请孙婉到台湾安度晚年，但是被孙婉拒绝了。
从1971年后的8年间，孙婉一直住在医院，一直到1979年病逝，终年83岁。
而北京方面一次性缴清了孙婉住院8年间的所有医疗费用。
回顾孙婉的一生炒股配资理财，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但是好在故事的最后，祖国成为了她最坚实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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